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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益友贊——寫在《光明日報》創刊70周年之際

【名家述往】??

  作者:瞿林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資深教授)

  記得1964年,我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閱讀《光明日報》,至今已有55年的歷史而從未中斷,可以說是一個忠實的老讀者。1980年,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第一篇小文章《德行·勇氣·責任心——讀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至今也有將近40年的歷史了。一個史學工作者,在“三十而立”及此后的歲月里,能與《光明日報》相伴半個多世紀,可以說是一件極大的幸事!

良師益友贊——寫在《光明日報》創刊70周年之際

人物素描:郭紅松繪

  20世紀60年代,讀《光明日報》,除重要新聞外,尤其關注幾個學術版,如“史學”“哲學”“經濟學”“文學遺產”等。對這幾個版的文章,在閱讀或瀏覽過后,都要剪裁下來,按學科分放,久之,則裝訂起來,以便隨時學習、研究。這個習慣,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初。

  由于專業關系,幾十年來,我同《光明日報》理論部聯系較多,尤其同負責“史學”版的幾代編輯聯系就更多一些。從“史學”到理論部,從理論部到整體的《光明日報》,對于我來說,既是良師,又是益友,這是一個既作為讀者又作為作者的肺腑之言。在《光明日報》70年歷程中,得其教益者何止千萬。而對于我來說,有些事情終生難忘。

  一是小型研討會。這樣的研討會,因為主題定得好,不論是編者、讀者、作者都能從中受益,既增進了對當前史學發展形勢的了解和判斷,又對問題本身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如1982年,理論部邀集的一次關于加強史學理論研究的研討會,圍繞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創立和發展問題,以及如何加強對青年史學工作者培養的問題等,與會者討論熱烈。雖沒有文字報道,但作為較早的討論史學理論問題的會議,還是產生了發其先聲的影響。又如,1986年,理論部邀請一些史學界朋友,就歷史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問題進行討論。與會者關于學術價值、社會價值的存在形式及其相應關系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在互相交流中,提高了對史學成果與社會發展之關系的認識。再如,2015年,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賀信精神,光明日報社與中國史學會聯合召開“新時期史學功能與史學家擔當”座談會。與會學者總結反思中國歷史學發展現狀,深入探討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促進歷史學的發展繁榮并更好地實現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擔當。

  二是設立特色欄目。20世紀80年代初,理論部在“史學”版設立了一個“史壇縱論”欄目,倡導史學界同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寫作1500字左右的短小精干的評論性文章。欄目一開,獲得多方響應。就連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如趙光賢、何茲全、張舜徽等先生也都給“史壇縱論”撰稿。趙光賢先生在題為《史學評論與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道:“史學的繁榮離不開史學評論,而史學評論又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里有理論問題,也有史料問題。因此,史學工作者只有在進一步提高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并詳細占有史料的基礎上,才能把我們的史學評論水平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作者強調“理論水平”和“占有史料”是開展史學批評的兩個關鍵環節。張舜徽先生文章的題目是《基礎知識與專史研究》,他對“單科獨進”的做法提出批評,指出:“學術研究應有分工。以史學而言,中外古今,頭緒紛繁,一個人的精力有限,難以面面俱到,分工研究是一種進步現象。但史學涉及面甚廣,分國別,分斷代,分專題,都有抽刀斷水水復流之感,任何一個小問題,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一開始就單科獨進,不是好辦法。因為在許多專門知識的內容上,有共同性的基礎知識和輔助學科,如果沒有弄清楚,便會犯一些常識性錯誤,使自己的研究受到局限,無法深入研究下去。”他們三十多年前發表的這些見解,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其他如《加強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林甘泉)、《希望有更多的新型斷代史問世》(田居儉)、《黨史研究的四個層次》(王檜林)等文,都提出了很有啟發性的見解。今天回想起來,可以對“史壇縱論”作這樣的評論:“小欄目,大影響。”說它“小”,是文章篇幅短小;說它“大”,是提出的問題學術影響大。當時,我也冒昧寫了兩篇短文:一篇是《史學的活力》,此文引發了另一位學者晁福林教授寫了《史學的魅力》,形成二文呼應之勢。另一篇是《史書體裁的多樣性》,此文發表后,受到一些基層文史工作者重視,在他們給《光明日報》理論部的信中,說此文對他們如何解決黨史撰述中的體裁、體例問題,有很大啟發。這件事情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自己的理論研究,多少能為在第一線工作的同行提供一點幫助。記得“史壇縱論”欄目還發表了幾篇關于歷史人物評價標準的討論文章,促進了人們在這方面的思考。

  三是關于“歷史話題”的對話。20世紀90年代,“史學”版加強了歷史感與時代感相統一的認識,設計出一系列“史學話題”,就一些重大歷史課題約請相關學者參與對話,如:“國家統一與歷史進步”“歷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與利用”“發揚五四精神?弘揚五四精神”“長征精神萬古長存”“百年滄桑話香港”“正確評價歷史人物”“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等等。對于這些重要話題的討論、對話,主持人和參與者力圖向廣大讀者傳遞盡可能準確的歷史知識和正確的歷史觀點,做到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就《國家統一與歷史進步》的對話,主持人邀請了劉家和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王堯教授(中央民族大學)、陳高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我參加對話。劉家和指出,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乃至未來著眼,國家統一都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從歷史上看,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形成后的發展過程中未曾因為外來因素所中斷,這同國家統一、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有著本質的必然的關系。陳高華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統一,一般來說,都會帶來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可以認為,每一次國家的統一,都意味著中國歷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人們稱贊的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雍乾之治”等,都是在統一時代出現的。他進而從政治、經濟等方面對統一局面和分裂形勢相比較作了分析。王堯從民族關系方面作出論證,指出,國家統一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各民族間的交往、融合,如漢與周邊各族間的聯系加強,以及北方一些少數民族的內遷;唐與西北、北方、東北各民族關系的密切;元朝加強了與所有周邊少數民族的聯系,加強了對澎湖地區的管理;明朝對東北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和管理也很重視;清朝大大加強了對西藏、新疆的管理等。可以這樣說,民族之間聯系的緊密與凝聚力的增強,是統一國家的紐帶;而國家統一的政治局面,又進一步為這種聯系和凝聚力的增強創造了條件。我則結合中國史學的發展特點,認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對中國史學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指出,“國家統一的趨勢對中華文明發展連續性的積極作用在中國史學上反映得非常突出:一是歷代史學家都注重寫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尤其注重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如《史記》《漢書》等);二是即使寫分裂時期的歷史也大多以統一國家的觀念撰述(如《三國志》《南史》和《北史》);三是尊重少數民族統治集團為主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如《魏書》《遼史》《金史》《元史》)。這些,都是統一國家發展趨勢的反映,同時又促進了各個時期、各個民族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同,進而推動了統一國家的發展和鞏固。”記得《國家統一與歷史進步》的對話在1997年9月16日《光明日報》發表后不久,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編輯人員即來京拜訪參與對話的劉家和教授,認為這個課題十分重要,希望就此約請參與對話的學者寫一部書稿。這是“史學話題”產生廣泛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的例子之一。

  四是“命題作文”。我在與《光明日報》的長期交往中,有時也會碰到“命題作文”的“任務”。所謂“任務”,并不是“分配”給我的,而是在日常的交談或討論中,大家受到啟發,認為有的問題值得提出來加以闡發,以促進作者和讀者認識的深入。我作的第一篇“命題作文”是《傳統史學和史學傳統》。對于這個題目,我過去沒有想到過。我所理解的“傳統史學”是古代史學,這就要求我對中國古代史學作一個大致整體的回顧,認真想一想,是否有可能概括出幾條“傳統”。這篇文章發表在1987年4月22日《光明日報》上,引發了讀者朋友思考,有的雜志還轉載了此文。對于我個人來說,我因撰寫這篇文章,對這一問題的實質有了更明確的認識。還有一篇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對于這次“命題作文”,我曾予以婉辭,主要考慮的是我的專業是史學,在“文化”問題上尤其是宏觀思考上并不多,恐難以勝任。但是,由于編輯的再三鼓勵,我還是答應下來,就我當時的認識水平,以及正處在世紀之交的年代,我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即:一是“世紀之交看傳統文化”,論述在世紀之交所面臨的世紀潮;二是“珍惜我們民族的瑰寶”,從民族精神、歷史智慧、人生哲學論述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遺產;三是“勇于繼承、銳意創新”,論述繼承與創新及其過程中的幾種辯證關系。此文后來發表在1994年5月17日《光明日報》。2013年,史學版編輯邀請我寫一篇關于學習歷史、運用歷史的文章。后來我寫了《學習歷史,走進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一文,發表在5月30日《光明日報》。我在文中指出,歷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是整個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這里,蘊含著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滋養著、培育著世世代代中國人。要弘揚汲取這些寶貴財富,將其轉化為當前歷史運動的偉大力量,就要重視學習歷史,接受歷史積淀凝練的珍貴遺產。我深深地體會到,每一次的“命題作文”,都是對作者的“挑戰”,也都是編者與作者的合作,如果文章還算過得去的話,首先要感謝問題的提出者。常言道,“以問題為導向”,就是這個道理。

  在同《光明日報》55年的聯系和近40年的交往中,我得益于《光明日報》的地方,當然不止于此。《光明日報》“跳動著”的時代脈搏、營造的學術氛圍,以及編者和作者、讀者之間的真摯的友情,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情懷。1980年,我在內蒙古一個偏遠的大學里,收到《光明日報》理論部一位編輯蘇雙碧的來信,信中寫道:“大作已經見報,寄上樣報兩份,請收。如來京公務,請至報社一敘。”短短幾句話,溫暖著一個遠方作者的心田,這是《光明日報》留在我記憶中的永久的形象。

  《光明日報》理論部曾經設立的特色欄目,關于重大歷史話題的對話,以及相關的專訪和“命題作文”,都和史學發展及各學科發展趨勢相關聯,和學術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有相近或相同的認識,有些重大問題還與社會所廣泛關切的國計民生有密切的聯系。總之,其論題所指,可謂有胸襟,有思考,有見識,有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號召全國歷史研究工作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我相信,在新時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進程中,《光明日報》仍將是廣大作者、讀者的良師益友。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10日?14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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